第六届平遥国际电影展将于1月14日开幕 产业项目率先发布******

　　中新网太原1月11日电 (记者 胡健)第六届平遥国际电影展组委会11日对外宣布，本届影展将于1月14日至19日在平遥古城开幕。本届电影展将延续原有节目架构，继续围绕展映、产业、教育、学术四个板块举办相关放映和活动。

　　今日，电影展率先公布产业板块入围及推荐项目，16个剧本项目、12个制作中的电影项目以及18部具有影视改编潜力的文学作品分别入围“平遥创投”“发展中电影计划”“迁徙计划·从文学到影视”三个产业单元。

　　16个好故事入围“平遥创投”

　　本届电影展产业板块常设单元“平遥创投”于2022年6月开始公开项目征集，经过报名及两轮初评审，16个剧本最终从772个报名剧本项目中脱颖而出，入围剧本涵盖家庭、女性、喜剧、悬疑、奇幻、儿童等多种类型题材。

　　入围项目中不乏诸多行业经验丰富的电影人共同合作的优质项目，如导演、艺术家雎安奇的最新项目《花儿，花儿》，导演袁媛与编剧陈麒凌合作的温情故事《亲爱的美英》，以及田壮壮监制、蒲巴编剧的《寻牛》，王红卫监制、彭泽凌编剧的刑侦故事《刺骨》，吕乐监制、刘星与段婷婷编剧的大湾区女性题材作品《马交城的陌生人》，薛晓路监制、薛宸与夏凡编剧的家庭爱情喜剧《菠萝菠萝蜜》。

　　入围项目还包括曾凭《星溪的三次奇遇》入围过威尼斯电影节威尼斯日单元及第二届平遥国际电影展的竹原青与设计师、策展人朱砂合作的新作《你比夜色迷人》(原名《木与夜孰长》)，《追凶者也》编剧张天辉的新作《硬骨头》，以及董蜚编剧的《最后的鄂温克人》，孔言编剧、讲述90年代石油勘探家属院故事的《晚期浪漫》，茹颖翘、汪彧婧、李崧鸣共同编剧的奇幻公路片《谢里的夏天》，谷泉编剧的女性悬疑故事《橱窗》，罗艳编剧的犯罪悬疑题材作品《九级浪》，周舟编剧的家庭奇幻故事《魔法常在》(原名《哈利与魔法师哈里》)，冯轶、刘吉科编剧的奇幻爱情故事《时间的褶皱》和张思庆编剧的家庭题材作品《再兴》等各具风格的剧本作品。

　　作为“平遥创投荣誉”评审，学者、电影监制、编剧杜庆春，电影出品人、监制、策划陈洁，导演、编剧唐晓白将从16个入围剧本项目中评选出多项荣誉，荣誉得主均可获得现金奖励。

　　9位推荐人向影视行业推荐18部文学作品

　　产业板块中，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新设单元“迁徙计划·从文学到影视”。本单元由第六届平遥国际电影展与中国作家协会“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合作设立，由王安忆、刘亮程、田耳、林棹、叶弥、笛安、罗日新等作家创作的18部文学作品最终获得推荐。

　　推介作品囊括了近年来众多不同类型、不同风格的文学精品创作，体裁以中、长篇小说为主，题材涵盖悬疑、爱情、历史等多个类型，均具有电影或剧集改编潜力。

　　推介作品由9位推荐委员会成员分别从作品的文学性转化为电影性、文学丰富影视创作、文学拓展影视创作、影视改编可行性等维度出发，从人民文学出版社、中信出版社、译林出版社等中国作家协会“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联席会议”旗下重点文艺类出版单位推荐的近百部文学作品中评估精选得出。

　　推荐委员会成员包括文学评论家、散文家李敬泽，诗人、学者何向阳，作家、编剧李修文，诗人、批评家杨庆祥，小说家双雪涛，及电影导演、编剧、剪辑、作家程耳，制片人蒋浩，电影监制、编剧王红卫，电影导演、编剧、作家万玛才旦。本单元由诗人、评论家欧阳江河担任策划顾问。

　　推介作品代表将受邀出席平遥国际电影展，面向影视版权采购机构、版权项目开发机构、制片公司、制片人、编剧、导演、销售商、发行机构等产业人士进行作品推介，并参加电影展相关官方活动。此外，平遥国际电影展将为入围作品提供专门的洽谈空间，为作品代表和影视产业人士提供一对一的洽谈交流机会。

　　12个电影项目入围“发展中电影计划”

　　第六届平遥国际电影展产业单元“发展中电影计划”继续精选12个各具风格、尚处于发展之中的优秀电影项目，面向产业界人士、电影节展策划人进行30至60分钟的放映。

　　制片人、导演余伟国，电影发行人刘歌，策展人、选片人王庆锵将担任发展中电影荣誉评审，将出任本届电影展“发展中电影计划”单元的荣誉评审，从12个发展中电影项目中优选出多项荣誉，荣誉得主均可获得现金奖励。

　　入围项目包括由关锦鹏监制，蔡杰执导的讲述父女亲情、人生宿命的影片《人海同游》；万玛才旦监制，曾建贵导演的聚焦文化融合下诗意苦难的长片《河州》；由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最佳影片《东北虎》导演耿军监制，卓楷罗执导的喜剧《辽河的士》；由纪录片《铁路沿线》导演杜海滨监制，赵昶通执导的影片《一岁一枯荣》；根据班宇同名小说改编、由梁鸣执导、李雪琴主演的影片《逍遥游》。

　　入围项目中还包括秦潇越执导的聚焦社会变迁中两代人巨大差异的家庭题材影片《巢》；覃牧秋、詹涵淇联合执导的有关两个年轻人“波西米亚式”生活的青春影片《东四十条》；曾入围第61届洛迦诺国际电影节国际竞赛单元的导演潘剑林的新片《父亲的味道》；刘阳执导的青春爱情题材电影《候场》；孙铭执导的讲述主人公通过重复犯罪脱离迷茫、寻找生路的影片《开春》；魏东宸执导的聚焦职业女性爱情的喜剧电影《蚂蚁没问题》；以及康家祥执导的有关张掖山丹军马场和军马命运的剧情片《云淡风轻》。

　　平遥国际电影展由平遥电影展有限公司与山西传媒学院山西电影学院联合主办，电影展拥有电影展映、产业、学术、教育四大板块，其中产业板块致力于为电影项目和新锐创作人提供产业沟通、资源互动和融资平台，为优秀作品提供孵化机会。目前，《人生大事》《温柔壳》《恋曲1980》《不游海水的鲸》《再团圆》《月光武士》等多个曾于平遥国际电影展产业板块崭露头角的电影项目已于全国发行或已完成后期制作。(完)

如何避免已婚未育成就业劣势？专家解析女子因已婚被辞事件******

　　如何避免“已婚未育”成就业劣势？ 专家解析“女子上班第一天因已婚被辞”事件

　　采访背景

　　1月12日，一则“女子上班第一天因已婚被辞”的消息冲上热搜。据报道，广东省广州市的王女士第一天上班，填完资料，正在了解公司的相关介绍和日常的工作职责时，突然被人事叫到办公室通知辞退事宜，理由是“王女士已婚，后期会要孩子”。

　　王女士称，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自己很生气。事情曝光后，不少网友对涉事企业明目张胆歧视女性就业的行为感到愤怒，纷纷呼吁加大执法力度、优化就业环境，消除女性就业歧视。

　　歧视女性就业违反了哪些法律法规？应该如何加强治理解决职场歧视问题？记者为此进行了深入采访。

　　□ 本报记者 张守坤

　　刚办完入职手续就被公司辞退了！令广东省广州市的王女士颇为不解的是，招聘时她已经告知企业自己“已婚”，面对人事时又明确说自己近期没有备孕的打算，但依然难逃被辞退的结局。

　　王女士的遭遇并非个例。女性就业歧视长期存在：女子怀孕7个月被公司告知“没产假”并被辞退；有酒店要求女员工“怀孕就主动辞职”；一女员工因怀上二胎遭公司解雇……

　　这不仅是对女性的职场性别歧视，更是对劳动法律的漠视。

　　在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法学院院长沈建峰看来，这种以性别或者婚否为由排除录用、提高录用条件或解除劳动合同的行为显然构成了就业歧视和违法解除劳动合同，也违反了妇女权益保障法。

　　王女士被辞一事曝光后，很多网友表示，女性在职场上被歧视的事情数不胜数。有女网友说，自己在面试时会被问到“结婚了吗”“准备生孩子吗”，甚至有企业人事直言已婚未育是劣势。

　　对于一些企业不愿找已婚未孕或正在备孕的员工这一问题，上海市某公司人事告诉记者，原因很简单，就是怕影响工作，进而影响企业效益。女职工产假相当于带薪休假，而且有了孩子后可能无法全身心投入工作。

　　我国法律明确规定，国家保障妇女享有与男子平等的劳动和社会保障权利。用人单位在招录(聘)过程中，除国家另有规定外，不得将限制结婚、生育或者婚姻、生育状况作为录(聘)用条件。但为何在现实生活中，职场性别歧视依然屡见不鲜、屡禁不止？

　　受访专家认为，这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除了观念、社会经济发展等方面的因素外，也有法律制度方面的因素。

　　北京市律协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委员会委员杨保全认为，女性在就业过程中所遭受的歧视往往不是以明显直接的方式存在的，而是以不易察觉的隐蔽方式，甚至是“披着合法的外衣”，女性所遭遇的歧视从应聘、工作、晋升、薪酬福利到退休，贯穿整个就业过程。对用人单位来说，规避法律法规的具体操作办法有很多，违法成本低。

　　在北京瀛和律师事务所律师赵彬看来，劳动者维权成本高，我国反就业歧视的相关立法规定过于原则，缺乏可操作性，容易出现受理难、审理难等困境，对劳动者的举证责任要求也比较高，导致维权难度大。同时，有关主管部门在就业歧视问题上的监管力度有待加强，例如，《劳动保障监察条例》还没有将就业歧视明确纳入到劳动保障监察事项中去。

　　“现有的法律并没有完全平衡好用人单位、女职工以及国家之间的利益。招聘女职工，对用人单位来说，可能加重用工成本，又没有相关分担机制，用人单位必然会排斥女职工的录用。比如，目前奖励产假期间的工资在很多地方都是由用人单位承担，一些地方规定男性享有的陪产假可以‘转让’给配偶享有等。”沈建峰说。

　　女性职场权益，如何才能有效保障？

　　沈建峰说，妇女权益保障法修订之后，进一步明确了构成就业歧视的行为，明确了对妇女的就业歧视等可以由人社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或者情节严重的，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从而强化了对性别歧视的治理。此外，女职工遭遇就业歧视后，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也可以向劳动保障监察部门投诉、举报，要求处理。

　　杨保全说，为更加有效地保护女性就业平等权，妇女权益保障法将就业性别歧视纳入公益诉讼范围。由检察机关提起反就业性别歧视公益诉讼，比个人诉讼提起更具优势。因此，如果劳动者感觉维权难度较大，可以求助检察机关。

　　“平等就业权兼有人格权益与身份权益的双重属性。就业歧视作为一种特殊的侵权形式，对受害人的救济可参考适用侵权法的责任形式。除了需要补偿受害人实际支出的费用和损失以外，还应补偿其丧失工作机会或工作的未来经济损失。对于用人单位给劳动者造成严重损失的，还应当予以惩罚性赔偿。造成严重精神损害的，应当根据损害的情节予以精神损害赔偿，以加大用人单位违法成本，起到规范和约束的作用。”杨保全说。

　　值得注意的是，在沈建峰看来，随着反就业歧视观念的深入人心，目前实践中直接而明确的就业歧视已经比较罕见，很少有用人单位在招聘简章中明确性别要求，也很少有用人单位告诉劳动者不被招聘的原因。目前，隐性的就业歧视比较常见，成为劳动者权益维护的难点和痛点。

　　对于隐性就业歧视，维权最大的难点在于举证。对此，赵彬建议，劳动者要注意收集相关证据。同时，相关部门应该在平等就业的宣导、监督、执法上加大力度，努力营造公平就业环境。

　　杨保全认为，还应健全司法救济机制。劳动关系成立前的招聘阶段，即受到就业性别歧视的受害人如要提起诉讼，根据既有证据规则的规定，需自行收集用人单位的侵权证据，然而，让尚未进入劳动领域的当事人收集用人单位的违法证据，在实践中的难度不仅远远大于劳动纠纷中的当事人，而且很有可能无法做到，使保障妇女合法权益、平等就业权成为空谈。因此，还需构建系统完善的司法程序。

　　“未来条件成熟时，应进一步完善就业促进法，制定专门的反就业歧视法，或者在劳动基准法中增加反就业歧视的规则，明确就业歧视的认定标准，合理分配就业歧视的举证责任，优化就业歧视的救济程序。”沈建峰说。